蘇馬爾蒂·寧西赫出生於中爪哇省農村地區一個偏遠的小村子裏。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刻，她被發現死於香港的一個寓所裏，屍體被肢解，裝在陽台上的一隻行李箱裏。年僅23歲。
從她的照片裏，我們看到了一個有著一雙大眼睛和一頭烏黑秀髮的女孩。她在照片裏無憂無慮地笑著。蘇馬爾蒂是個嚮往自由的年輕女性。她才剛剛開始享受生活和獨立。
2010年，年僅19歲的她與其他數以千計的印尼女性一樣，來到大城市打工賺錢，成了一名家政人員。
為了獲得更高的報酬，這些女性會去往新加坡、台灣和香港。她們成了家裏的主要經濟來源。當她們回家時，會帶回大把的美元和在國外生活時的逸聞趣事。
蘇馬爾蒂回不去了。英籍銀行業人士魯裏克∙朱廷被指控謀殺了她和另一名印尼女子，塞嫩∙穆亞爾西（ Seneng Mujiasih）。
甘德隆芒武村（Gandrungmangu village），芝拉扎（Cilacap），印度尼西亞 芝拉扎距離印尼首都雅加達有10個小時的車程。為了減少在路上耗費的時間，我們乘坐飛機到了日惹（Yogyakarta），距離芝拉扎最近的大城市，但從這還要再花上半天的時間才能到達我們的目的地。
蜿蜒曲折的公路帶著我們穿越了連片的農田。有時候我們也會經過危險的山路，沿線沒有任何指示牌，你無法預料下一個轉角會不會突然出現一輛巴士或者摩托車。這裏的每個人都這樣開車，他們什麼都做得出來，任何事都可能發生。
深入爪哇省的鄉村地區，加布棉（Kebumen）、昂望（Gombong）、普禾格多（Purwokerto），一個個小村鎮的名字從我們的車窗外閃過。在印尼內陸，大城市裏隨處可見的Indomaret超市被傳統的家庭商店取代，古老的生活方式被保留了下來。這是一個遠離都市生活的世界。
蘇馬爾蒂的家人
當我們抵達蘇馬爾蒂度過童年生活的甘德隆芒武村時，這里正經歷一場大規模的斷電。電很快就會來的。而在一片黑暗之中，人們聚集到蘇馬爾蒂的家裏，為她進行一場穆斯林式的悼念儀式。
蘇馬爾蒂的父母，這對正沉浸在悲痛中的老夫婦，也在人群中。
如果蘇馬爾蒂沒有離開，她的生活將是千篇一律的繁重和苦悶。每個人都必須在黎明時分起牀以參加晨間禱告。祈禱、清掃、做飯、務農，如果她一直住在這裏，這將是她生活的全部。
「她得知她的朋友們在香港賺了錢，」她的母親告訴我，「她對在這裏的生活感到不滿。她想賺更多的錢，為了我們，也為了她自己。」
還有，為了她年僅五歲的兒子，穆罕邁德（Mohammad）。他由外祖母養大，還不知道母親的死訊。
「他對媽媽知道的也不多。」蘇拉特米（Suratmi），蘇馬爾蒂的媽媽輕輕地說。
蘇馬爾蒂的丈夫來自鄰村，在他們的孩子出生後不久他便離開了，對孩子的撫養不聞不問。
蘇馬爾蒂的母親和兒子在家裏
「她在孩子40天大的時候就走了，但她經常寄錢回來，讓我們一定要買孩子想要的任何東西。她告訴我，一定不能讓孩子覺得，有什麼東西是他得不到的。」
與蘇馬爾蒂同齡的女性大多離開了甘德隆芒武村。當地人說，80%的女性去了國外工作。她們幾乎沒有受過教育，卻要找工作以支撐整個家庭。她們在當地找不到工作。蘇馬爾蒂也一樣，她成了家裏的頂樑柱。
蘇馬爾蒂為人很慷慨。這一點從她家的房子就可以看出來。她的工作動力來自家庭，希望讓自己的親人活得更好，變得更富裕。在村子裏的生活也許可以很平靜，但她無法忽視物質財富帶來的對生活的改善。
「是她幫我建了這間房子，」蘇馬爾蒂的父親艾哈邁德∙卡利曼（Ahmad Kaliman）指著卡馬爾蒂為家裏購置地洗衣機和DVD播放機說，「她有的時候會給我們300萬印尼盾（約合300美元，191鎊），有的時候給600萬盾，而更多的時候她是買東西給我們。她是個好女孩。」
蘇馬爾蒂給弟弟買的吉他
蘇馬爾蒂的父母告訴我們，她第一次離開甘德隆芒武村去香港是在2010年，她19歲的時候。蘇馬爾蒂當時拿的是家政工人的工作簽證，每個月都會寄錢回家。她在2013年回國，並對父母說，她感到疲倦，希望提升自己的能力，但是並沒有談起她的工作和繼續從事家政工的意願。
於是，她報名加入了在日惹的一個DJ學校。但是，香港的生活再次吸引了蘇馬爾蒂，這一次，她拿著旅遊簽證去了香港。蘇馬爾蒂的父母並不知道她是如何在沒有正規文件的情況下找到工作的，也許他們並沒有問起。無論如何，女兒的錢還是源源不斷地寄來了。
今年7月，蘇馬爾蒂回到印尼參加了穆斯林開齋節。她的母親告訴我們，她非常喜歡回家後的生活。蘇馬爾蒂會在廚房裏花上幾個小時，為家人凖備甜美的印尼零食。這是她最喜歡的消遣。
然而很快，又到了回香港的時間了。不過這一次，蘇馬爾蒂告訴她的父親，她很快就會回家了，最晚不超過十一月初，因為她的旅遊簽證會在11月2號過期。
就在蘇馬爾蒂原計劃回家的日子即將到來的時候，家人們得到了她死於魯裏克∙朱廷寓所的噩耗。現在，她的死訊成了村民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大家說的是真的嗎？」蘇馬爾蒂的一個鄰居問我，「她在香港是個性工作者，所以她才被殺了？」對於這個問題，蘇馬爾蒂的家人予以否認，他們堅稱她在香港的一家咖啡廳工作。
蘇馬爾蒂15歲的弟弟穆罕默德拒絕相信關於姐姐的一切傳言。
他還記得姐姐為他買了一把吉他，記得姐姐在家時穿得和當地女孩一樣樸素。但從我和他的談話說，我拼湊出了一些蘇馬爾蒂在香港生活時的一些片斷。
「她總是跟我說，在香港的人穿得比在家時更暴露。」穆罕默德告訴我。
「她在香港感到很安全，她覺得不會有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
在香港 在香港機場，家政工人們單獨排成一隊，她們之中大多是印尼人，戴著頭巾，穿著長裙。你可以輕易看出誰來得久一些，誰是新人：老手們看上去更時髦，穿著緊身牛仔褲，化著妝，而新人們聚在一起，相互依靠。
這就是蘇馬爾蒂在十幾歲時，第一次來香港的時候排隊的地方。
很難想像她第一次從甘德隆芒武村來到香港時是什麼感受。這裏過於嘈雜，過於傲慢，過於急迫。每個人都行色匆匆。只有一樣，蘇馬爾蒂或許能覺得熟悉，那便是出租車司機們開車的方式，他們什麼都做得出來。
在忙完了一整天的家政工作以後，一個蘇馬爾蒂可能會找到絲許庇護和安慰的地方，便是城市中心的維多利亞公園。每到星期天，這裏便會成為「爪哇村」。
在香港，超過15萬印尼人為這個城市的中產階級當女佣和保姆。每到星期天，他們的休息日，他們會佔據這個公園，在天橋底下和角落裏組成一個個小型的印尼人團體。
在香港主幹道的其中一個路口轉彎，你可能會突然發現自己被戴著頭巾說著爪哇語的女性們圍繞。蘇馬爾蒂不會對此覺得唐突。她可以用自己的語言問路，在公園的一張長椅上和朋友分享印尼零食，從印尼銀行設在香港的十幾家分支機構中的一間寄錢回家。
每到周日，在香港工作的印尼家政工人們會聚集在維多利亞公園，把這變成「爪哇村」
但是，一名家政工人在香港的生活是艱苦的。雇主們要求很多，而且經常對那些盡力滿足他們要求的工人很沒耐心。早起、照顧孩子、煮飯、清掃，為了賺取僅有500美元的月薪，家政工人們每天重覆著這樣的工作。
在故鄉，這是一筆不小的財富，而在香港，這不算什麼。
想要追溯蘇馬爾蒂在香港當家政工人的日子並不容易。我們只知道她最後放棄了這份工作，但在那以後，她如何賴以生計，在哪工作，我們不得而知。
我們唯一確信的是，她在香港屬於非法務工。儘管風險很高，蘇馬爾蒂還是選擇了這條路。
莉迪亞（化名）在過去幾年裏一直在香港非法務工。和蘇馬爾蒂一樣，她拿著家政工人的簽證來到香港，但很快辭職去尋找收入更高的工作。每隔幾周她便要變更地址和工作，以免香港警察找上門來。
莉迪亞認識蘇馬爾蒂和塞嫩。她說，她們曾經住在非法勞工的合租房裏，整個公寓被分割成很多個小房間，所有人共用廚房和衛生間。
「我曾在公用區裏見過她們，」她說，「她們總是獨處，不與別人交往。」
「蘇馬爾蒂當過一段時間的女佣，但隨後她意識到了當女佣和非法務工之間的收入差距。」
莉迪亞說，蘇馬爾蒂和塞嫩和另一個來自印尼的非法勞工是朋友，他專為香港的性工作者介紹工作。
「也許她們兩人看到了那些在酒吧裏工作的朋友們的生活，大筆的錢和許多漂亮衣服。這樣的生活對她們來說是個巨大的誘惑，她們難以抗拒。」
莉迪亞自己曾在酒吧工作過，洗盤子和打掃桌面。她說，有的時候，酒吧裏的男人會提出和她進行性交易，但是無論他們願意出多少錢，她從來沒有答應。
「這是一筆蒙昧良心的錢，」莉迪亞說，「但它值得冒險。我可以賺比當家政工人多一倍，甚至是兩倍的錢，而且不用從早忙到晚。」
新馬卡蒂酒吧是蘇馬爾蒂生前最後被人目擊的地方
莉迪亞告訴我們，一些簽證逾期的印尼家政工人最後都會去灣仔那些的髒亂酒吧裏工作，那裏是香港的紅燈區。
她們並不是字面意義上的「性工作者」，她叫她們「既享受又有錢拿的女孩」（girls who get paid to have a good time）。
莉迪亞帶著我們去了幾個酒吧，新馬卡蒂便是其中一家。蘇馬爾蒂生前最後一次被人目擊便是在這間酒吧裏。在角落裏，一個上了年紀的白人正在撫摸著兩個年輕的亞洲女性，同時吻著她們兩人，將大筆的先進塞進了她們牛仔褲的後袋裏。很顯然，他們都喝醉了，而且並沒有受到強迫。
陰暗潮濕的新馬卡蒂裏滿是印尼女孩，那些在舞池裏年輕女孩們被白人男性們肆意撫摸著。他們的衣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女孩們穿著廉價緊身的萊卡布裙，而那些男人們則穿著淺藍色的牛津襯衫，好像剛從男裝店裏走出來似的。
尼塔（化名）是個剛來香港當家政工人沒多久的年輕印尼女性。在她的第一個休息日，她和朋友們一起到新馬卡蒂消遣。從那以後，她每周都會來這報到。
在蘇馬爾蒂死前的某一天，她走進了這座位於灣仔的高檔寓所
「我喜歡來這裏聊天，跳舞，找樂子，」她告訴我們，「在這裏可以『釣魚』，你永遠都不知道自己會在新馬卡蒂遇到什麼人。」
她們用「釣魚」來比喻找白人男朋友的行為。釣到了大魚便是拿到了一張脫離貧窮的通行證。一些家政工人告訴我，這是那些出入灣仔的印尼女性的最終目的。
「她們想要的就是一個有能力讓她們過上好日子，給她們買東西的男朋友。作為回報，她們會取悅這些男人。要在昂貴的香港活下去實在太難了。」尼塔說。
因為試圖拍一些照片，我們被無理地趕出了新馬爾蒂。酒吧老闆不希望那裏的情景被記錄下來，那些女孩們也不願意。從事性工作在香港並不違法（？），但那些女孩也不願談起這些。
當然了，只有少數家政工人最終走上了這條路。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她們都希望過上好日子。
「這些來自印尼的務工者帶著希望和夢想來到香港，」 香港印尼外來工會副主席思琳加婷（Sringatin）說，「他們想要給家人一個更好的未來。這些夢想驅使他們不惜一切代價告訴家裏人，『他們成功了』。他們不能失敗。」
回到村裏 蘇馬爾蒂死後過了幾天，她的屍體由飛機運回了雅加達，再用車送回了她的家鄉。她被葬在了村子的墓地裏。她的朋友、家人和一些鄰居參加了在清晨舉行的儀式。
蘇馬爾蒂的屍體被送回過，葬在了她老家的墓地裏
她的兒子現在已經知道了她的死訊，但他還不明白這意味著自己的媽媽永遠不會回家了。
他和朋友們在村裏的空地上玩耍著，依舊天真無邪，無憂無慮。男孩子們在樹上摘水果，比賽誰能第一個爬上樹頂。在角落裏，女孩子們忙著說悄悄話，玩著印尼版的跳房子。蘇馬爾蒂小的時候，應該也在這些樹蔭底下玩耍嬉戲過。
女孩們的臉上充滿朝氣，還沒有被物欲橫流的都市生活沾染。當你問她們將來長大了想當什麼，她們的回答積極樂觀——老師，醫生，護士。
沒有一個人說自己想當一個家政工人，然而現實是，對於很多女孩而言，這是不可改變的現實。只要無法在當地找到工作，年輕女性們就必須離開家鄉尋求生計。
只是有的時候，她們為此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翻譯：實習生孟航/責編：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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